《长宁晚报》那篇头版报道的复印件，市文明办和司法局提交的联合调研报告，还有一本翻得卷边的市民留言簿。
窗外的梧桐树又落了一层叶，寒风拍打着玻璃，像无数双犹豫着是否要伸出的手。他捏了捏眉心，指尖的凉意驱不散心头的沉重。
周大勇的遭遇其实在全国已经是司空见惯了，而孩子们那句“妈妈说不能扶”的话，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梅江涛进来送文件时，看到闻哲眉头紧锁，桌上的报纸被圈画得密密麻麻，连“网友不敢扶老人”的留言旁都标了红圈。
“市长，您在看周大勇的事？”梅江涛问道。闻哲点点头，把报纸推到他面前，“你看看，一个二十多岁的退伍兵，在边防守了五年，把‘助人’刻进骨子里，回来扶个老人却遭了这么大罪。这不是简单的个人纠纷，是社会风气的坠落！”
他的声音里带着压抑的怒火，
“好人受委屈，讹诈者嚣张，连孩子都知道‘扶老人会被讹’，再这样下去，人心就真的散了，再高的GDP也撑不起一个没有温度的城市！”
“是啊，”梅江涛叹了口气，
“我早上打车，司机师傅说，现在他拉老人，都要提前录好音，就怕被讹。以前大家见面都互相打招呼，现在见了老人摔倒，都绕着走。再这样下去，人心就散了。”
闻哲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窗外飘落的霜花黏在玻璃上，慢慢化成水痕——像极了那些被寒心事件刻在人们心上的伤痕。
这时，黄瑞庆轻敲了两下门，递进来一份刚整理好的材料：
“市长，刘建军父子的背景调查出来了。老人叫刘德山，退休前是机床厂的普通工人，十年前查出骨质疏松，常年靠吃药维持，家里积蓄基本都花在医药费上了。刘建军开了家小五金店，去年因为违规经营被罚款，生意一直不景气，还欠着银行的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