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的流动根据其流向，可以分为：
一是同职流动。即不同地区的同一性质的职位之间的纵向与横向的调动。这种流动在中国目前的干部管理中称为干部交流，即包括上下级之间的纵向交流，也包括不同地区之间的同级官员和同一系统内部官员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已经日渐频繁，也日趋规范。
二是异职流动。即不同部门之间的公务员的调动和交流，由于上面所说的部门之间存在巨大的利益差异，导致目前的异职流动的力度还不够大。这是当前官员流动的重点。
三是内外流动。即政府内外的流动。
官场“生态异化”的灾难。
田玉飞案件在四川乐山官场引发地震，反映了官场“生态异化”。在腐败面前，某书记不敢把“红包”交公，只能暗中扶持贫困户。别人要宣传他的廉洁，他觉得象往“火炕里推”一样恐惧，其原因就是因为社会、同僚等对这种腐败潜规则的认可和畏惧。这种现象令人震惊、令人深思，更应该引起警惕在一些地方的官场上，已经形成“染缸里倒不出白布”的受贿大环境，以至于清白自保势必被贪污受贿的大多数视为另类，不但在工作上得不到支持，还会受到排挤，甚至遭到报复。这些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地方官场生态环境异化的现实。
可怕的还不只是官场潜规则的存在，更可怕的是人们对这种“存在”的认可和习以为常。人们认为“求领导办事送点钱是很正常的事情”如果不送，就觉得有违“规矩”，心里不塌实。
求领导办事要送钱，在这样的潜规则下，领导与被领导之间的关系被彻底颠覆，成为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在唯金钱的价值体系中，贪官与行贿者结成了稳固的利益联盟。这种稳固的利益联盟把商业与公权相勾结进而演化成为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地方主导市场活动的准则，让公权肆意越界，权钱交易、权力寻租的潜规则盛行。
东西方的官员都有丑闻。看来丑闻是官场的通病，国人洋人概莫能外。通过对中外官员的丑闻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一种现象和规律：中国的官员大多是因为落水了才丑；西方的官员是因丑了才落水。
美国的尼克松、克林顿，德国的科尔等等无不是先有丑闻而后才落水的。外国的官员因为丑才被民众、被舆论赶下水的，以免他继续作恶；而中国的不少官员因为丑行不断掉进水里后，舆论才开始铺天盖地；外国人揭丑是主动的，而中国人骂丑是被动的。
在党内最忌讳的就是拉帮结派。可是帮派又无时不在，无处不有。毛泽东说过，党内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帮派固然有，但是万万不可搞帮派主义，不能搞小圈子，不能搞独立王国。帮派就是天上的云，飘忽不定，有影无形；什么时候帮派定了型，那也就离垮台不远了。
官场上真的不能拉帮结派，特别是不能当一派的领袖。
在官场上，没有成果是不行的，只有成果也是不行的。这些东西离官场的规则十万八千里。
在官场上，不能随便打听消息。
一个官员只有当他从掌权那天起，就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利益观，常修为政之道、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文化的侵蚀，始终坚持谨慎行使手中的权力，不为金钱、美色所动，才能不误入深渊。
现在流行“热点职位”一词，其实不是新词，古以有之，叫做“美差”或者“肥缺”。管理这些“热点”干部的部门，当然还有更高的职位，统管人、财、物，计划指标、项目配额等等，都是“美差”或者“肥缺”。
在现实环境中，人们常常不能及时看到一个官员的全部真相。有时候，基于各种各样的考虑，这些真相甚至是被有意掩盖着。
17 关于县处级问题
不管哪一个朝代，其统治方式的构成都是一个多层面多元件的复杂系统，因而衙门的分类和级别亦是各不相同的。老百姓说的衙门，其实是特指这个系统的最基层面，即州县衙门。这个州县衙门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因为：
其一是州县衙门所处地位的重要性。据史料记载，远从西周开始，我国就以县为最基层建制，以后经过一段县大郡小的反复，到了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县作为地方行政基层单位便一直维持了两千多年，成为直接体现国家职能的机构，是历代社会政治领域中最关键的层面。自下而上言，天下事务莫不起于州县；自上而下言，中枢政令又莫不通过州县而实施。这种承上启下、汇聚分流的地位，便使得历代君主视州县政府为吏治中最核心的内容。
其二是州县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