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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不止在大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大背景下,掌握权力的官员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很容易弄到钱,同时他们缺乏监督和制约,有钱有闲、信仰缺失成为大陆独特的官僚生态。

官员境外豪赌本身是官场腐败的一个后果,一旦嗜赌成瘾,反过来又加剧了索贿等腐败行为,势必将权钱交易进一步公开化、市场化。

治赌必须先治官。只有加快公共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才能竭制官员腐败现象。腐败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屡打不绝,主要是因为很多行政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缺乏必要的监督,以至成为权钱交易,产生腐败的源泉。

在中国古代,赌博是著名的无痛税收,开赌场如同开税务所,因此,赌博一般都是官府垄断的生意,要买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地营业。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大赌场。在这个赌场里,“窃钩者铢,窃国者侯”,虽然有仁义道德的明规则,但大行其道的是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以及明规则与潜规则交错的混规则。

中国人好赌,并非出于天性,,实乃经济垄断、政治强权、文化专制的“家天下”制度使然。一个赌字,揭破了国人的人生真谛。在权力和金钱的博弈中厮混得太久,好赌的心性积重难返。

赌博有大小轻重之分,最危险、最应该禁止的是官赌,即官员的公款赌博。官员境外豪赌,一输就是几百、上千万,这就是不可饶恕的权力腐败。

几千年的中国社会简直就是个争权夺利的大赌场。在这个赌场里,“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虽然有仁义道德的明规则,但大行其道的是不可言传的潜规则,以及明规则与潜规则交错的混规则。我们在权力和金钱的博弈中厮混得太久,好赌的心性积重难返。赌博有大小轻重之分,就现实而论,最危险、最当禁的是官赌,即官员的公款豪赌。

1216 关于集体腐败与审计问题

中国既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又是一个转型国家。一方面,中国经济在高速增长,财富在高速增长。除非你有管理财富的更好的体制,否则高速增长的财富会对人们产生诱惑,给一些人“捞”提供一个物质基础。而体制的不配套,又给一些人“捞”提供了体制条件。所以,在中国往往有点权就能“捞”,这不是一般的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能比的,他们的“饼”没那么大,体制问题也没那么多。

说到转轨时期,恐怕俄罗斯跟中国的可比性最强。他们过去在经济上都是国有制为本,政治上都是高度中央集权,后来都转向市场经济。但他们转型时期的出现腐败形态各不相同。俄罗斯出现大量寡头,中国好像没有那么多寡头。为什么会有这种分别

都是转型国家,但原来的经济结构不一样,腐败形态就不一样。俄罗斯原来的经济结构是以垄断资源为核心形成的工业体系,有点像我们东北。浙江、广东原来没有工业基础,没有很大的摊子,如果贪只能点点滴滴地贪,形不成寡头集团。俄罗斯的电力、石油、矿产、交通都是大型的垄断国有企业,民间的中小企业几乎不存在,这就是它的经济基础,所以寡头迅速成形。现在中国还没有这种现象。

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政治生态的特殊,注定了中国的垄断国有行业不可能像俄罗斯那样一步到位,通过改制落到个人手上,它的所有制结构没动,无论电力、铁路、石油,都只是形成国有系统的垄断势力。这就使垄断企业基础上产生的暴富,没有俄罗斯那么明显。

俄罗斯寡头那么多,是因为俄罗斯经济没有经历市场化的全面冲击,原来那种高度集中的全国性体系仍然没动,你只要控制了这个体系的制高点,这个体系就是你的。中国不是那么回事,中国经济上的分权已经很长时间了,高度集中的全国体系仍然有,但已经不如俄罗斯那么普遍了,很难通过控制一个制高点进而控制整个系统。所以俄罗斯的改革是激进式的,俄罗斯的腐败也是激进式的。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中国出现的腐败也可以说是渐进式的。

表面上看起来,中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大张旗鼓的寡头化,但桌子底下动手的空间很大,而且手法很精致。

来自公权力的“集体腐败”

其实不能说中国就没有寡头化,一定程度的寡头化现象中国也是有的。只是表现形式比俄罗斯隐蔽。

普京上台后,对寡头迅速采取措施。在俄罗斯,资本跟权力分开了,寡头只是个经济人,背后缺少公权力支撑,难以构成特殊利益集团。我们这里政治、经济混在一块,有的行业巨头有公权力撑腰,成了特殊利益集团,很难制约。

有公权力撑腰是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公权力直接出面。最典型的比如土地批租,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部门直接借助公权力从中盈利。

分析腐败源头,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一些地方或部门,用公权力直接滋养垄断利益集团。垄断利益集团借公营机构之壳,最终把公权力才能提供的公共资源、公共机会,转到了个人手上。只不过这个过程非常曲折,杠杆非常长。局外人一般很难看懂。

这种情况下,公营机构中出现所谓的“集体腐败”,就很难避免了。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出现的腐败,主要就表现为公营机构的这类腐败,这是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腐败形态上的明显分别。但是你翻开刑法,或者翻开其他反贪法规,你会发现它们都是针对个人腐败来的,不针对公营机构的“集体腐败”。比如最近一次审计就暴露了大问题,一些部委违规动用各种公款,而且都以亿作为单位,但审计出来又怎么样没有一个人因此坐牢。部门违规使用资金,实际上部门的每个人都受益了。这时你会发现,面对这类“集体腐败”,我们基本上没辙。公营机构这类问题似乎无风险,或者说风险很小,差不多是免责制。